清前期清廷鼓励移民垦荒、永占为业的政策，十余省移民竞相入川，并随之带来了各自家乡的文化习俗，家乡戏竞相在川演出。清前期整顿四川吏治，引导奖励，皇帝亲自选拔并接见地方官员，并对地方官员实行三年定期升奖、淘汰制度，加速了地方官员的交流，大量的来自不同省籍的官员到四川各级任职。在他们任职期间，有的带来了家乡戏班。会馆、公所和寓宅都有外省戏剧的演出。
1．昆曲入川和川昆的形成
    据胡淦在《蜀伶杂志》记述有：
“康熙二年，江苏善昆曲八人来蜀，俱以宦幕寓成都江南馆合和殿内。时总督某，亦苏人。因命凡宦蜀得缺者，酙予捐赀，提倡昆，以为流寓蜀中生计。蜀有昆曲自此始。然仅此邦官幕坐唱而已，继则知音见招甚多，学者略有其人。雍正间，署名曰‘来云班’，亦未登台。及乾隆初，苏之商于蜀者，返苏为之制戏箱，唤苏伶数人来蜀，始登场演戏，正其名曰‘舒颐班’。颇极一时之盛，学者亦多。至道光十八年，著名大面周浩然由福升班插足此班，佥称巨擘。浩然传其子甫巨，今已七十余矣。犹演此出。”
从上述记载看到：在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昆曲即已到成都演出“堂会”，即清唱。届时四川总督吴棠为苏人，喜爱家乡戏，提倡昆曲。时知音多，也有人学唱。到了雍正年间，有个“来云班”到成都，但仍是坐唱，没有登台。一直到乾隆初年，在蜀经商的苏商，返回江苏制戏箱、唤昆曲剧人来蜀，以“舒颐班”之名登台演出，一时间演出很是兴盛，学戏之人很多。到了道光十九年（1839年），川剧福升班的花脸周浩然率先进入“舒颐班”学戏，成为了川昆的巨擘，并传其子，其子到70多岁时，还在唱昆曲，时已是民国年间了。
    演出的剧目，在康熙年间有《长生殿》（即《舞霓裳》）等，四川人也有演唱昆曲的。可见，昆曲入川后，在四川的土地上，逐渐演变成了川昆。
2．秦腔入川与弹戏的形式
秦腔入川的时间，虽没有明确的记载。但因川陕地理位置是紧邻，两省交界的州县，必然互有文化交流，其中有四川的高腔到陕境演出，同样有陕西的秦腔到川北演出。由此可见，秦腔入川的时间，应当比昆曲早。当然，李自成起义军，也会在明末时把秦腔班子带到四川的。
在清初，陕西移民入蜀最早。在清军平定蜀省后，成都修城垣时，陕西移民出力修建。陕西商人到成都来经商也较早，往返川、陕很为方便，为秦腔班子制作戏箱、物色演员带来便利。《竹枝词》，描绘陕西会馆“秦腔梆子响高低”，在康熙年间，秦腔在成都的演出，主要在陕西会馆演出，在州县也能看到秦腔的演出。如陆箕永在康熙末年任职绵竹知县，见山村的社戏，就有“一派秦声浑不断，有时低去说吹腔”。即有“秦声”——秦腔，又有“吹腔”——川梆子。江苏人彭基土在康熙六十一年后调任江油令，他在诗作《竹枝词》中描绘在江油一带流行的川梆子：“漫把梆腔巴调学，关心且唱《竹枝词》”。乾隆时期，秦腔班子在川演出且又传艺，绵州的赵三寿等人即是川剧中的秦腔名伶。可见弹戏（川梆子）已经形成了。
3．徽调入蜀及川胡琴的诞生
    原创于湖北的“二黄”音乐声腔，传入安徽后，经过安徽艺人的加工，“变换音节”后成为徽调，徽调在北京成为京剧。在清前期，四川已传入的“二黄”，是楚省移民带来的。因为川楚紧邻，加之清前期大量移民入蜀，楚民带来家乡戏是十分方便的。只是因为“二黄”传入安徽后经过演变而成徽调，四大徽班进京而著名于海内，人们就把“二黄”入蜀也概称为徽调入蜀了。其器乐是胡琴，演唱用胡琴伴奏。
    在乾隆年间，在戏班里唱戏，用胡琴伴奏唱西皮调，被称之为是“淫声”。乾隆年间的杨对山在他作的《绵城竹枝词》（刊于嘉庆初年）中写有“可惜斯文张士贤”唱胡琴戏的记载；定晋岩樵叟的《成都竹枝词》（新刊于嘉庆初年）中，就写有“胡琴拉得是淫声”的语句。可见，乾隆年间，二黄腔在四川已经流播开了。以后，逐步成为了四川的胡琴。
此外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，城市酬神喜庆演出消费增多，戏剧演出增多，灯戏进入了城市。由于灯戏在农村的普及，巴山蜀水间地域的差异，清代就有了梁山灯戏、川北灯戏、古蔺灯戏、夹江灯戏、芦山灯戏、巫山踩堂戏（即灯戏中的堂灯）等。不仅有民间的“灯班”，而且有了“官班”，灯戏进入了大、中城市，迎神赛社年节庆典，官员共赏。这为今后清代川剧的形成，“昆、高、胡、弹、灯”五种声腔之一的“灯”，奠定了基础。